余树萍
确诊那天，我盯着诊断书上的“精神分裂症”五个字看了很久。之前半年，我一直被当作抑郁症在治，换了三种药都不见效，直到这次住院做了全面评估，医生才确定真正的病因。没有想象中的崩溃，反而有种谜底揭晓的释然——原来那些从早到晚在我耳边嘀咕的声音、那些总觉得有人在窗外盯着我的感觉，都不是真的，它们来自我大脑里某个出了故障的区域。
刚开始吃药的日子比生病本身还难熬。奥氮平让我一周重了八斤，思维像裹了湿棉花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手抖得连水杯都端不稳。但幻听并没有马上消失，每到深夜，那个声音还是会准时出现，反复说“我没用”“拖累家人”，有时候甚至命令我把药扔掉。最绝望的一次，我把一星期的药全倒进了马桶，然后缩在墙角哭到天亮。第二天复诊，医生没有责备我，只是轻声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换一种药试试，一片一片来，不急。”
后来我学会了一个笨办法——当那些声音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不再拼命反抗，而是拿出手机用语音备忘录录下自己当时的感受，哪怕只是“又来了，很烦”这样一句话。录完之后，我会倒回去听一遍自己的声音，这能让我把“那个声音”和“我的真实想法”区分开。慢慢地，我发现那些幻听的内容大多是我白天最害怕的事情的变形——比如工作没做好、怕朋友疏远我。它们其实是我内心焦虑的扩音器，而不是什么鬼怪。
康复不是直线向上的。有一次我觉得状态很好，擅自减了半片药，结果第三天就出现严重的妄想，觉得邻居在密谋害我，吓得躲进衣柜不敢出来。那次之后，我再也不敢自作主张调药，每天用分装药盒严格按时吃。为了让自己有规律地生活，我强迫自己每天上午下楼走一圈，哪怕只在小区里绕五分钟。我还在阳台种了几盆薄荷，每天浇水的时候数一数新长了几片叶子。这些事听起来很幼稚，但在我连刷牙都没力气的那段日子，它们成了我活着的锚点。
家人也在慢慢改变。最初妈妈总小心翼翼地避开“病”字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反而让我更紧张。后来她不再那样了，有时会直接说：“今天药吃了吗？没吃的话我帮你倒水。”爸爸以前从不提我的病，有次喝醉后却红着眼眶说：“爸不懂这些，但你活着就好。”
去年春天我又复发过一次，因为换季，那个声音突然变大，连续一周睡不着。重新调整药物后，医生让我每天写“情绪记录”，不是写优美的句子，就记几点睡、几点醒、幻觉出现几次、大概内容是什么。翻看这些记录，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起伏是有规律的，不再是不可预测的洪水猛兽。
第七年了，我依然每天吃两片药，偶尔还是会听到声音。但我不再为此恐慌，它们就像邻居装修时的电钻声——吵，但我知道它会停。我找到了一份兼职，每周去社区图书馆帮忙整理书籍。
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，所谓的“治愈”不是把病彻底赶走，而是学会带着它过日子。就像我阳台上的薄荷，有几片叶子总被虫咬出洞，但它们照样长得绿油油的。我也会低落、会害怕，甚至偶尔还会想放弃，但我知道那只是情绪在波动，不等同于我的全部。
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黑暗，我想说：你可以慢一点，可以反复，可以需要帮助。不用逼自己“积极向上”，只要今天比昨天多吃了一顿饭、多下了一次楼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那些让你痛苦的“不同”，是你用另一种方式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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